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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平方公里建成區常住人口超過47.3萬，其中38萬為外來人口，流動人口是本地居民的4.09倍，人口密度是浙江省平均人口密度的30多倍。

　　被譽為“中國童裝之都”的浙江省湖州市織里鎮，近年來，因童裝產業集聚，流動人口短時間內激增，而全鎮編制內干部僅200余人，公共服務資源供給嚴重不足，社會治理力量捉襟見肘。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如何在既有的資源約束條件下承載超負荷的基層治理任務？

　　近年來，織里鎮采取政府、市場、社會“三位一體”治理模式，形成了政府治理、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實現產、城、人融合發展，探索出了一條新時代基層治理現代化發展之路。

　　治理困局：公共服務資源不足

　　織里，因童裝產業而興。

　　記者近期走進織里，發現這里呈現出一片繁忙景象。行走在織里的大街上，售賣童裝的小店一家挨著一家，主播帶貨的場景隨處可見。

　　織里鎮黨委書記楊斌介紹，自20世紀70年代末由家庭小作坊起步，歷經40多年發展，織里形成了從童裝設計、加工、銷售，到面輔料供應、物流倉儲等相對完整的產業鏈，成為中國規模最大、分工協作最緊密的童裝產業集群。全鎮現有童裝類生產經營主體1.4萬余家，年產童裝20億件（套），2023年銷售超800億元，占據國內童裝市場三分之二。

　　織里鎮的童裝現象引起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的關注。1996年，在考察完織里的童裝產業后，費先生提筆寫下“童裝世界”四個大字。

　　織里，也因童裝產業而苦惱。

　　童裝產業爆發式增長和大量外來務工人口短時期內涌入致使這里一度出現產業矛盾、社會治理滯后等問題。

　　——一天產生650噸垃圾城市超負荷運轉；小轎車保有量18萬輛，交通無序，環境臟亂。

　　——不少童裝作坊采取生產車間、產品庫房和工人宿舍集中在一起的“三合一”生產模式堵塞了消防和逃生通道，埋下了嚴重安全隱患。2006年曾發生了兩起重特大火災事故，造成23人死亡。

　　——僅織里鎮“扁擔街”就集聚了20多萬人，公共服務資源供給不足，不同群體的人心生罅隙。

　　與此對應的是，全鎮編制內干部200多名。人少事多、權小事雜，支撐保障不夠有力，難以應對各項復雜的公共服務需求。

　　在織里，治理資源與治理任務之間的矛盾愈發突出。

　　“當時書記、鎮長的主要任務是處理問題，是‘專家門診’，有時一天要接待十幾批群眾，主要涉及拆遷、企業糾紛等。”織里鎮原黨委委員蔣錦榮說。

織里鎮某童裝類活動上，童模正在展示新款童裝。資料照片

　　解困之道：“織”就人心　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如何破解織里資源與織里任務“倒掛”現象，如何在已有治理資源約束條件下承載超負荷的基層治理任務？

　　織里人未曾辜負“織”字。解放思想，“織”就民心。

　　織里積極探索一條“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以整合現有治理資源為特點，以加強和創新織里鎮城鄉基層治理為重點的治理模式，實現了織里的精彩蝶變。

　　記者調研了解到，織里破題其一是，堅持黨對基層治理的領導，建立政府、市場、社會“三位一體”治理模式。

　　織里鎮黨委委員王凱介紹，強化黨建引領，通過體制、機制、模式的改革重塑，最大限度提升治理資源的治理效率。比如，打破條塊建制，公安、環保、稅務、執法等9個市、區部門分別在織里鎮設立分局或派出機構，并實體化運作。又比如在不調整行政級別的前提下，將執法、安監、市場、交通、市政、環衛等6個條線的職能權限全部下放到社區，以“一支隊伍管執法”全面提升執法效能。同時，強基層，構建“矛盾糾紛調委會+調解中心+片區工作組調委會+村居調委會+社會組織”的調解組織體系，將調解力量引入砂洗城、童裝城等產業集聚地，做到了第一時間幫助群眾破解難題。

　　其二是“自下而上”，依靠群眾并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參與。

　　“有矛盾糾紛，找‘平安大姐’”，“平安大姐”已成為當地糾紛調解的金名片。發起人徐維麗來自遼寧海城，2003年來到織里鎮經營童裝。

　　“平安大姐”是一個由來自全國各地17個省24個地區的30位在織里創業“老板娘”組成的志愿者隊伍。“團隊現在每周一、周五固定地點辦公，有糾紛的當事人會主動來找我們。”徐維麗介紹，近9年來，30名“平安大姐”在織里鎮大街小巷共為居民調解各類糾紛1910多起。

　　除了“平安大姐”，織里鎮近年來還涌現了“吳美麗工作室”“老兵驛站”“王金法廣播工作室”“楊萬青工作室”等具有影響力的社會治理品牌。此外，去年以來還以非警務事項協同共治為切口，融通建立起警源、訪源、訴源共治體系，具有湖州鎮域樣板的“三源共治”新模式正在發揮良效。

　　記者看到，在織里鎮織南“三源共治”分中心，13名鎮相關部門工作人員24小時值守，全天候開展社會治理事項的事后調解、事前治理工作。

　　通過一系列探索，織里治理資源和治理任務“倒掛”難題逐漸破解并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單：

　　——連續10年入圍全國百強鎮，榮獲全國鄉村治理示范鎮等榮譽。

　　——連續10年獲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試點考核優秀，兩次摘得湖州市鄉鎮（街道）比拼實干爭先“奔跑者”獎。

　　啟示意義：因地制宜整合治理資源

　　受訪的專家表示，隨著人口流動、產業聚集、城鎮化發展，我國部分具備產業發展要素的地區將涌現出一大批類似織里鎮的產業聚集型城鎮，這些城鎮具有鮮明的特點。一是人口高度集聚，匯聚了大量以外來流動人口為主的勞動力，形成高度密集的人口區域；二是經濟規模大，部分鎮域GDP能夠達到上百億元甚至突破千億元，其治理規模已然超過中西部地區一般縣（區）市的水平，但在目前的行政管理體制下，這些鎮的行政級別仍然處于五級政府體系的最底層，龐雜而多元的公共事務被壓縮在一個極度有限的治理空間中，出現了“小馬拉大車”的現象。

　　在此背景下，產業集聚型城鎮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就是當治理規模超出了其合理承受范圍的臨界值后該如何作為。

　　記者調研發現，“織里探索”破題的核心是加強基層自治，以最小的成本化解治理規模擴大的難題。對于我國部分產業聚集型城鎮應對基層治理新形勢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啟示一：在行政區劃尚未升格的情況下，通過適應環境變化，整合治理資源、激發體制活力，因地制宜地完成治理任務。比如，派出機構“升格”、編制資源下沉、財政資金讓利等。上級政府通過“自上而下”的運作方式，完善對產業集聚城鎮履職的支撐保障，切實提升鄉鎮政府的治理能力，使其有意愿、有資源為民眾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

　　啟示二：積極鼓勵社會團體“共享共治”，并升級基層社會治理新手段。徐維麗介紹，隨著產業集聚，基層矛盾的特點和規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早期易發生的經營糾紛到如今感情糾紛頻發，人們更注重精神世界需求，價值訴求開始多元化。如何正確總結應對新時期基層矛盾特點和變化，我們的調解手段和方法也要不斷升級。”

　　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歐陽康表示，基層治理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有效的實現“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如何因地制宜地把各種資源要素組織起來，理順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并充分發揮政府的治理效能，充分釋放社會組織的自主性和能動性，進而實現共治，形成可治理、能穩定的治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