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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這五年中，我國在世界市場需求持續收縮、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等因素沖擊之下加之國內結構性轉型過程中，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人均收入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等歷史性成就。

　　即將到來的“十五五”是我國承上啟下的重要時期，是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階段，是2030年前實現碳排放達峰的沖刺階段，科學辨識和深刻理解這一時期的階段性特征，基于此厘清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目標導向、主要矛盾、突出問題，并有針對性地部署重大改革和推進政策落實，對我們制定和實施好“十五五”規劃具有極為重要意義。

　　切實保障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平穩過渡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我國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是“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必須考慮的階段目標。

　　2023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27萬美元，與世界平均水平基本相當，距離高收入國家標準僅有一步之遙。匯率保持穩定的條件下，在預計高收入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門檻值每年約增加200美元的情景下，2025年至2027年期間，我國基本上能夠進入統計意義上的高收入國家行列。考慮到未來一段時期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等因素，2035年要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即2.1萬美元以上，必須在“十五五”這個階段夯實經濟總量基礎，保持年均5%左右甚至更高的經濟增長水平。同時，即便順利跨越高收入國家人均生產總值的門檻值，也不意味著我國就能在這一閾值之上快速邁向更高的收入階段和盡快成為成熟經濟體，我們仍要通過不斷努力，繼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才能實現這個目標。

　　因此，“十五五”時期，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穩定性和持續性至關重要。首先，宏觀經濟政策要保持連續性，重點要高水平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協同用好用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推進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聯動配合，強化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有機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有效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使實際經濟增長盡量靠近潛在經濟增長水平。其次，要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等基礎性改革，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切實提高潛在經濟增長水平。

　　統籌好促發展和防風險　助推我國進入新的金融與經濟周期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統籌發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要把握好快和穩的關系，在穩定大局的前提下把握時度效，扎實穩妥化解風險”。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核算數據，2021年至2023年，我國實體經濟部門宏觀杠桿率有所提升，我國處于階段性穩杠桿和新一輪結構性去杠桿并存的時期，必須在促進增長并“做大分母”以及化解債務并“做小分子”之間取得平衡。

　　因此，“十五五”時期，統籌好經濟持續發展和化解重點領域金融風險事關重大。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統籌化解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風險”。首先，要圍繞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穩定中央主權債務對地方經濟支持的力度，有效盤活地方政府存量資產，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構建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各級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其次，要盡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有效化解房地產企業債務風險和穩定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再次，要把握好時度效，有計劃、分步驟開展工作，持續推動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多措并舉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金融風險處置常態化機制，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建設。

　　加快城鄉要素市場配置改革　盡快跨過劉易斯第二轉折點

　　黨中央提出，要“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完善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政策體系，促進城市資源要素有序向鄉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2004年前后，我國開始出現普遍性的勞動力短缺和普通勞動者工資的持續上漲，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國已經跨越了劉易斯第一轉折點。近年來，我國農民工人數穩定在1.2億左右，農業部門與非農產業部門間勞動生產率相對比一直維持在4左右的水平，城鄉相對收入水平逐步收斂，我國距跨越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并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還有一定距離。究其原因，城鄉要素市場分割導致城鄉生產效率和勞動收入難以收斂，極大影響了城鄉融合發展。

　　因此，“十五五”時期，通過要素自由流動構建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極為關鍵。首先，要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其次，要盤活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拓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和推廣范圍，加快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探索，探索建立公平補償原則逐步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和城鄉建設用地的結構優化。再次，破除技術、資本、數據等其他生產要素在城鄉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促進農村土地和勞動力與其他要素有效組合。此外，要實施農業農村綜合改革，以縣城為載體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探索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

　　促進綠色發展政策落地　穩步跨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后段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加快綠色化、低碳化的高質量發展階段，生態文明建設仍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2006年開始出現持續下降，PM2.5從2013年開始實現十一連降，各類污染物排放也逐年下降，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顯著，我國環境保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同時，面向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以及2035年美麗中國基本建成的目標，特別是短期內經濟發展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的背景下，我國綠色發展的難度有所增加，要通過戰略統籌和政策協同，為順利跨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后段即進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階段夯實基礎。

　　因此，“十五五”時期，加快促進形成綠色低碳發展方式正當其時。首先，要協同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低碳發展，持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其次，要加快培育壯大綠色低碳產業，加快構建綠色制造和服務體系。再次，要加強資源節約集約循環利用，構建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同時，要完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推進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此外，要建立健全碳達峰碳中和標準計量體系，完善碳定價機制，推動碳交易市場建設，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

　　積極塑造發展新優勢　順利邁過“被追趕”的適應性階段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抉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近年來，我國要素成本逐步上升，以強大國內市場與強勢創新能力相融合為核心的新競爭優勢尚處于不斷發展形成中。與此同時，我國面臨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新興經濟體追趕競爭，并且要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十五五”時期，這種情況或將延續下去，并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形成重要影響。

　　因此，“十五五”時期，通過協同發揮國內市場優勢、塑造國際競爭優勢、釋放創新能力優勢以促進形成發展新優勢迫在眉睫。首先，要把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有機結合起來，以內循環牽引外循環、以外循環促進內循環，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次，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再次，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積極培育新質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作者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市場與價格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員）